——以浙江“云娜”台风后心理干预为案例分析

□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转型期我国社会危机事件研究”课题组

一、浙江“云娜”台风的心理干预的基本情况

2004年8月中下旬，由台风“云娜”肇始，“鲇鱼”、“艾利”继之，一场又一场的台风袭击了浙江全省。据统计，全省死亡164人。台风过后，杭州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心理医生们受浙江省科协派遣，赶到全省受灾最严重的乐清市和温岭市，进行现场心理评估和干预。相隔一个月，心理医生们又于9月下旬再次来到重灾区进行回访，并评估此次心理干预的绩效。据悉，这是国内首次正式对自然灾害受害者做出的大规模心理救助。

二、浙江“云娜”台风后心理干预的理论意义及积极作用

此次心理干预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尝试，体现了我国政府在管理中开始注重“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进一步将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贯彻。更为重要的是对自然灾害受害相关人员进行心理修复和干预，改变了政府过去硬性管理，缺乏人文关怀的种种做法。突发性灾难最大的特点不仅仅在其突然性，更在于灾难事故之后人们对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很容易产生怀疑，不知所措而导致心理恐慌，出现一些非常态的舆论、流言等。因此对灾难事故之后的危机重建，不仅要注意恢复危机中受损的物质与环境，更要注意恢复和重构危机受害人的心理和精神。

在“云娜”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值得肯定和推广的成份，它们都具有深层次的意义。

首先，在“云娜”台风之后的心理干预和修复过程中体现了政府责任。这次大规模突发性的台风事件中给当地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在处理这起事件的立足点上，地方政府很好的履行了政府责任，成为危机救助的主导力量。同时在危机中公众的心理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们这时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他们希望听到政府有说服力的声音，看到政府实际行动，而“云娜”过后的心理救助和干预恰恰是这种需求的回应。通过政府发起和组织的心理干预和救助，为公众提供了消除各种不安因素的一种有效方式，政府也因此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赢得了公众的信任。

其次，在“云娜”台风的心理干预中出现了二十四小时的咨询求助电话，这一做法突破了扭转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传统思维惯性。以往，心理干预要做也仅仅是由心理救助人员坐诊，有需求的人员到坐诊地点寻求诊治，而这次“云娜”事件中，除了极富有人文关怀的“主动上门服务”之外，二十四小时心理咨询救助电话更是一个突破，体现了以病人为核心的治疗理念。另外以往政府所派人员提供的免费救助服务往往也是打折扣的，公布自己的手机供二十四小时咨询之用的情形更是不多见，所以说“云娜”事件也是突破了免费救助的惯常思维。

再次，在“云娜”台风心理修复和干预过程中，有绩效评估和考核方面的相关信息出现。这不仅仅只是体现了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意识，更体现的是政府主动对自己所主导的项目进行绩效评估和监督的信息，实质上这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了政府职能行使方式和理念的转变，从这种意义上讲，这场危机过后的心理干预是由“危险”到“机遇”的转折点。

最后，出现了一支专业化的心理干预队伍。我国从事心理干预的人员很少，属于本专业出身的专家更是很少，在这次心理干预的过程中，都是正规的高水平的专家队伍，其中还包括“9.11”后在科威特为美国做心理干预的博士，改变了过去其他方面的医生、教育家客串做心理干预的历史，这说明我国心理干预的人才储备和专家队伍正在逐渐形成，不断成长。

三、对心理干预制度化、常态化的对策展望

然而，在肯定“首次大规模”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云娜”台风过后的心理修复和干预只是政府在危机事件之后的偶发状态，也只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性的尝试，远远没有达到常规化、制度化的层次。在中国的未来，危机过后做心理干预和修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此刻“云娜”事件之后的心理干预只是星星之火，要想燎原，要想推而广之，还需要更多的准备，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

第一，要在政府危机管理过程中树立起“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原则。现阶段，一场危机过后，管理机关通常首先想到的是物质损失有多少，其次是伤员多少位，再次想到的才是死亡多少人，在管理机关没有树立起“生命无价”的核心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缺少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注，公共行政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履行尊重生命、珍视生命的政府义务和责任。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对于活着的人来说，丧失亲人的痛苦将会是终生的，是任何金钱和物质所无法补偿的。人的生命、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这应该是，也必须是公共危机管理实践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取向。

第二，建立健全灾难精神卫生救援制度。我们观察到案例中有这样一句话：“杭州市心理干预中心的心理医生受浙江省科协派遣，赶到全省受灾最严重的乐清市和温岭市”，其中出现了杭州市心理干预中心、浙江省科协、乐清市、温岭市四个名词，而在包头“11.21”空难中进行的心理干预的负责机构又是疾病控制中心，这变化多端的机构名称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危机后心理干预的机构困境，即没有一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条例对危机心理干预的机构进行确认，没有一个政府机构部门将危机之后的心理干预纳入职能的范围，更没有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管理危机过后的心理干预事务，灾难过后精神卫生救援工作远远未形成机构化。如此一来，危机过后的心理干预事务在现阶段实质上处于什么机构愿意管就来管，不愿意管就可以不管的局面。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新疆克拉玛依火灾中进行过灾后心理干预工作，并在后来的张北大地震、“98”全国特大洪灾和大连“5.7”空难后都有过心理上的救援，但由于我国现有法律在危机之后的心里干预方面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些工作都是零碎的，也是被动的。对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来确保精神卫生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我国还处于为数不多的几个还没有在精神卫生方面立法的国家之列。灾后心理卫生救援工作要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就必须在制度上予以保障，因此，在现阶段尽快出台、通过我国的灾难心理卫生救援议案，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救援制度，是当务之急，也刻不容缓。

第三，提升心理干预在整个危机处理中的地位。在现阶段，心理干预之所以没有形成制度化层面上常规化的技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心理干预在整个危机处理中的地位低下，因为危机之后的心理干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很难量化，很难对其效果进行测量和评估的活动，属于政府活动的基础性和幕后性工作，很难显现出来政绩，而地位低下则意味着政府缺乏危机之后进行心理干预的动力。其次，危机之后的心理干预的资金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前面提到了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机构负责心理干预事务，随之而来的就是资金从何而来的问题．钱不是万能的，但在现阶段，没有钱想办成一件事确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观察到在危机之后，都会有对死亡者的补偿金，建筑设施补偿金等费用，但唯独缺少对危机之后心理干预费用的预算单列。再次，中国人的心理认知上误区也是心理干预缺乏动力的原因之一，一定程度上就正是国人在危机之后缺乏对心理救治的需求，间接地造成了管理机构和社会对心理干预“供应”的不足。最后，对危机之后进行心理干预缺乏强势而又完善的制度制约，危机之后的心理干预属于那种“编外”的政府及社会事务，如果做了，只是危机管理工作上的“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没有做也没有什么大碍，并没有一个监督条例明确规定：如果哪个机构、部门没有在危机之后做心理干预工作就是渎职，就是失职。

第四，构建社会全面参与心理干预的机制。首先，从政府角度看，政府必须要运用所有资源开展危机救治，尽力恢复社会稳定。政府必须在强制干预，确保政治权威；探索危机产生的根源，安抚公众的心理情绪；评估危机之后的可能后果，积极引导公众；理性确定救治目标，避免造成更大的心理伤害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心理引导作用。媒体不仅要向公众提供有关灾难的信息，提供援助和服务，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给公众提供一个政策参与心理干预和救助的机会，积极地动员非政府组织资源，加快公众服务体系的建立。在“9.11”恐怖事件中,美国媒体就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国家大局意识，对公众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正面积极引导，体现了很高的心理引导水平。再次，发挥NGO组织在心理救助和干预中的积极作用。在灾难来临之际，由有共同的情感、价值、信仰、愿景的人紧密形成的非政府组织将具有政府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在国外，许多危机事件之后的心理干预是由其来完成的。最后，民众自身也应积极地进行心理调试，储备和学习一些心理干预的知识，形成一个互助心理干预的氛围，最终构建一个完善的社会会面心理干预机制。

我们相信，“云娜”之后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心理干预和救助仅仅只是一个开端，我们也相信这点星星之火，加上我们共同努力的疾风，将必定成为心理干预和救助制度化、规章化的燎原之势，我们坚信未来的灾后心理干预工作中，我们将做的更好！

参考资料：

[1]连玉明.中国国策报告——观察“两会”政治中国新生态[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2]中国公共政策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国家与政府的危机管理[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灾后，从心开始的重建——浙江省首次大规模心理危机干预全记录[N].南方周末, 2004，10月8日，A4版。

                                                课题组负责人：王郅强

                                                        本文执笔人：文宏、张昕、戈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