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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债的概念及形式特征
1.公债与国债的概念
公债是国家或政府以其信用为基础，在向国内外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就是说国家或政府以债务人的身份，采取信用的方式，通过借款或发行债券等方式取得资金的行为。
国债是一个与公债相联系的概念。国债是公债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债是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发行的地方公债以及政府所属机构发行的政府机构债务的总称。广义公债是公共部门的负债。狭义公债指政府债务，不包括国有企业负债。
国债的基本功能是：弥补财政赤字、筹集建设资金、调节经济。
2.国债的形式特征
国债与税收相比较，从资源配置角度，具有相同点，都是经济总体内的当期资源从非政府部门转移给政府部门使用，只不过税收是纳税人的资源转移给政府，而国债是国债承购者的资源转移给政府。
与税收相比，国债具有以下特征：⑴自愿性。所谓自愿性，是指国债的发行或认购建立在认购者自愿承担的基础上。认购者买与不买，或购买多少，完全由认购者视其个人或单位情况自主决定。⑵有偿性。所谓有偿性，是指通过发行国债筹集的财政资金，政府必须作为债务而按期偿还。除此之外，还要按事先规定的条件向认购者支付一定数额的暂时让渡资金使用权的报酬，即利息。⑶灵活性。所谓灵活性，是指国债发行与否以及发行多少，一般完全由政府根据财政资金的状况灵活加以确定，而非通过法律（主要指税法）规定的标准课征的。
二、国债的品种与结构
我国发行的国债包括可转让国债和不可转让国债。可转让国债品种有记账式国债、无记名国债、保值公债和国家建设债券等；不可转让国债品种有凭证式国债和特种定向债券等。不同的国债各具特点。
1.记账式国债。它是通过以记账的形式记录债权，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发行和交易，可以记名、挂失的国债。投资者进行记账式国债的买卖，必须具有在证券交易所设立的账户。在发行期内购买记账式国债，不收取手续费；发行期结束后，进行记账式国债的交易按成交额的0.2％收取手续费。记账式国债是市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使国债发行和交易变为无纸化，既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又使国债发行和交易更为安全。但由于需要依附于各个交易场所的电脑系统，这种国债具有交易对象受限制、技术要求高等不利之处。
2.无记名国债。它是一种实物国债，以实物券面的形式记录债权。历年来发行的无记名国债券面的面值分别为1、5、10、20、50、100、500、1 000、5 000、10 000元等。在发行期内，投资者可直接在承销机构的柜台上购买；在证券交易所设立账户的投资者，可委托证券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申购。发行期内，购买无记名国债不收取手续费，发行期结束后，实物券面持有者可以在柜台卖出，也可将实物券面在证券交易所托管后，通过交易所系统卖出，成交后按成交金额的O.2％缴纳手续费。无记名国债由于不可记名，不能挂失，可上市流通交易和在全国通兑，因而具有流动性较高、购买方便等特点，同时由于是实物形式而导致成本高、安全系数低。
3.凭证式国债。它是一种国家储蓄债，可以记名、挂失。凭证式国债以“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记录债权。凭证式国债不可上市流通，从投资人购买之日起开始计息。在持有期内，持券人如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变现时，可到原购买网点提前兑现。提前兑现时，除偿还本金外，利息按实际持有天数及相应的利率档次计付，经办机构按兑取本金的0.2％收取手续费。凭证式国债到期兑付时，不收取手续费。凭证式国债可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的储蓄网点和财政部门的国债服务部购买。
4.特种定向债券。它是面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定向发行的国债，发行对象为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特种定向债券是以“特种定向债券收款凭证”记录债权，以便于更好地管理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并使其稳定增值。
三、国债负担
国债负担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⑴认购人负担。国债作为认购者收入使用权的让渡，这种让渡虽是暂时的，但对他的经济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国债发行必须考虑认购人的实际负担能力。⑵政府负担，即债务人负担。政府借债是有偿的，到期要还本付息，尽管政府借债时获得了经济收益，但偿债却体现为一种支出，借债的过程也就是国债负担的形成过程，所以，政府借债要考虑偿还能力，只能量力而行。⑶纳税人负担。不论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如何，效益高低，还债的收入来源最终还是税收。国债本质上是一种延期的税收。在现代普遍实行“以新债还旧债”的国债制度下，虽然可以不需增加当前税收来偿还国债，但持续“以新债还旧债”，就会不断增加债务余额。⑷代际负担。国债不仅形成一种当前的社会负担，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向后推移，形成代际负担。就是说，由于有些国债的偿还期较长，连年以新债还旧债并不断扩大债务规模，就会形成这一代人借的债转化为下一代甚至几代人负担的问题。如果转移债务的同时为后代人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或奠定了创造财富的基础，这种债务负担的转移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正常的；如果国债收入被用于当前的消费，或者使用效率低下，留给后代的只有净债务，那么，债务转移必将极大地影响后代人的生产和生活，这是一种愧对子孙的短期行为。
可以从多角度来认识国债负担：
⑴从经济中的个人来讲，在国债发行阶段，承购国债是否形成其负担，应视承购国债的自愿与强制与否。自愿承购国债是人们对其资产的选择，人们对此不会感到是自己收入的减少或不得不作出的某种牺牲，因而无个人负担。但强制国债迫使人们减少消费或放弃其他选择机会，虽说收入仍未减少，但强制人们改变抉择会使其感受到经济满足程度的降低或效用水平的降低，因此这是一种类似于收入减少的负担，或者说是一种准负担。在国债偿还阶段，假如政府的偿债资金确实来自税收，则纳税人为此就要多缴税，因此将减少其可支配收入，形成自己的名义负担。当然，政府通过借债得到的资金，投入经济，结果改善了经济，也可以使纳税人受益。政府这样对债务资金的使用，本来就是这笔资金投向的较好选择，而如果不这样做，或许会使纳税人的负担更重。所以从纳税人角度而言，承担税款就是其名义收入的直接扣除。⑵从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整体来看，如果政府举借国债使得当代人本来要自己享受的资源用于财富创造，就意味着当代人的享受牺牲，但使后代人福利增加，即国债表现为当代人的节衣缩食，而其利益表现为后代人较为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样，当代人承受一种社会意义的负担，也就是福利水平的现实降低。反之，如果国债将当代人本来要用于财富创造的资源转用于自己直接享受，它可能改善当代人的生活条件，但后代人却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未来可以继承使用的资源被其前代人消耗掉了。⑶从政府角度讲，国债对政府的名义负担是其承担的还本付息额，但政府的实际负担应视国债使用的效果。假设国债的使用丝毫不能带来政府今后财政收入的增加，或者，它给政府带来的未来财政收入增加额不足以还本付息，则政府就会有实际负担；反之，如果国债的使用能带来今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并且增长额足以还本付息，则该国债对政府而言就没有实际负担。
四、李嘉图等价定理
1974年，美国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在其发表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的著名论文中，采用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视角，通过深奥的数学推理发现，赤字融资的补偿性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政府支出既定的条件下，发债和征税的经济效应是一样的。发债实质上是延期征税。理性消费者会预期到：在政府支出既定时，目前由于赤字融资而导致的税收减少，会使未来的税收更高，而且未来税收增加额的现值会等于目前税收的减少，居民不会因为购买公债而增加消费。提出了政府筹资是通过征税还是举债的方式，对消费没有任何影响。这种思想的政策含义极为深远，如果人人都认识到他们的纳税只是被推迟了，那么，政府借入债务的任何增加都将被私人储蓄的等额增加所抵消，结果国内总储蓄不变，既不存在消费扩张，也没有收入的乘数效应，投资的挤出也不会发生，当然未来的一代人也就不会承担由于举债而使资本减少的负担，经济活动同政府预算平衡时完全相同。这样，巴罗的思想就否定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观点：举债在短期内影响总需求，长期内可能通过“挤出效应”影响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
巴罗的以上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976年詹姆斯·布坎南在其发表的题为《巴罗的“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评论中，首次将巴罗的上述观点命名为“李嘉图等价定理”。
李嘉图等价的核心观点是公债仅仅是延迟的税收，当前为弥补财政赤字发行的公债本息在将来必须通过征税偿还，而且税收的现值与当前的财政赤字相等。李嘉图等价的逻辑基础是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即假定能预见未来的消费者知道，政府今天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意味着未来更高的税收，通过发行公债而不是征税为政府支出筹资，并没有减少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总的税收负担，惟一改变的是推迟了征税的时间。根据李嘉图等价的观点，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能准确地预见到无限的未来，他们的消费安排不仅根据他们现期收入，而且根据他们预期的未来收入，为了支付未来因偿还公债而将要增加的税收，他们会减少现时的消费，而增加储蓄。从本质上说，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一种中性原理：选择征收一次性总量税，还是发行公债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对于居民的消费和资本形成（国民储蓄），没有任何影响。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上，很容易提出使严格的李嘉图等价失效的理由。然而，通过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出其理论意义和对现实财政政策的启示，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定理是否成立的争论。当论及李嘉图等价在未来对财政理论和政策的影响程度时，巴罗认为：“我预期李嘉图等价理论将成为一个估计财政政策的基准模型，这不等于说大多数的分析家将信奉李嘉图等价，而认为财政政策是不相关的。但是任何令人满意的分析，应该能够将导致偏离李嘉图等价的因素模型化，财政政策的预期后果能够直接由这些因素推导出来。”
五、国债的经济效应
1.国债的资产效应
分析国债的经济效应，从短期的观点看，主要是分析国债的收入效应或流量效应。但是，如果研究国债的长期效应，则不能仅限于国债的流量效应，必须分析国债存量对资产的影响。也就是说，国债发行量的变化，不仅影响国民收入，而且影响居民所持有资产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资产效应。
在国民收入决定分析的模型中，总消费函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总消费函数通常被表述为可支配的总收入和总财富的函数，也就是消费将随着收入和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当人们持有债券而增加消费，说明国债具有资产效应。
正因为国债有资产效应，所以国债在经济增长中具有稳定功能。由于国债的增加比税收的增加能够增加居民持有的资产，一方面，人们心中感到富有了而可能增加消费，另一方面，人们的劳动意愿可能随之下降而减少储蓄。因而发行国债在经济萧条时具有扩大消费而经济旺盛时具有抑制消费的功能，而且人们持有资产是为了预防萧条，所以经济萧条时效应更大，经济繁荣时的效应相对较小。此外，国债利息的支付，也具有稳定的作用。在萧条时期，税收收入减少，尤其是实行累进税制，税收减少的趋势更为明显，这时国债利息支付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对消费需求会起维持作用。在繁荣时期，税收收入会比国民收入增长更快，而国债利息支付是一定的，这又会起抑制消费需求的作用。
2.国债的需求效应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国债融资，增加政府支出，并通过支出的乘数效应增加总需求，或通过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并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推动经济的增长。
国债对总需求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情形是叠加在原有总需求之上，增加总需求；另一种情形是在原有总需求内部只改变总需求结构，而不增加总需求。至于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形，主要取决于不同的应债主体即不同应债资金来源，需要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做出判断。
中央银行购买国债。中央银行购买国债相当于过去传统体制下的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债务货币化。中央银行购买国债，银行持有国债账户增加，同时财政国库存款账户增加，财政用国债支付时，则形成企业存款和居民储蓄或手持现金，商业银行存款增加。由此推理可知，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将导致银行准备金增加从而增加基础货币，对总需求发挥扩张作用，构成通货膨胀因素。所以，一般而言，中央银行购买国债是叠加在原有总需求之上扩张总需求。当然，这种扩张效应也不是绝对的。众所周知，随着经济的增长，货币需求必然增加，从而要求增加货币供给，而在每年增加的基础货币中必然有一部分是适应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基础货币，如果在这个限度内购买国债，就不一定发生通货膨胀，或者说，只要中央银行购买国债时又严格限制再贷款规模，就可能不会发生货币供给过量的问题。
商业银行或居民个人购买国债。商业银行或居民个人购买国债则和中央银行购买国债的情形不同。商业银行或居民个人购买国债，一般说只是购买力的转移或替代，不会产生增加货币供给从而扩张总需求的效应。因为，购买国债时表现为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准备金的减少或居民个人在商业银行储蓄存款的减少，而当财政支用时又会表现为商业银行准备金的恢复或居民储蓄存款的恢复，货币供给规模不变；变化的只是商业银行拥有的资金暂时转为财政使用，或将居民储蓄通过国债转化为投资，也就是购买力或资金使用权的转移或替代，从而不产生扩张总需求的效应。如果在经济繁荣时期，由于资金供求紧张，发行国债会带动利率上升，可能对民间投资发生“排挤”效应，不利于民间投资的增长；如果经济萧条时期，实际上则是商业银行暂时闲置的资金转由财政使用，将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弥补了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这样不但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效益。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向商业银行和居民个人推销国债，就属于这种情形。不过，居民个人购买国债也可能有两形。一种情形是居民用现金或活期存款购买国债，形成货币供给量中M1缩减，而财政用于支付时却形成准货币M2，则会降低货币的流动性，从而对需求起抑制作用。另一种情形是居民用储蓄或定期存款购买国债，形成M2的缩减，而支用时却形成M1，则M2的规模不变，M1的规模增加了，这样会增加货币的流动性，也可以对社会需求起扩张作用。
3.国债的供给效应
发行国债作为一种扩张政策，当运用于治理周期性衰退时，主要注重于它的短期需求效应，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国债不仅具有需求效应而且同时具有供给效应，即增加供给总量和改善供给结构。事实上需求与供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相互伴随不可分割的。比如，国债收入用于投资，自然增加投资需求，是不言而喻的，但用之于投资也必然提供供给，而且由于投资领域的不同，也就同时改变供给结构。至于关于需求自动创造供给或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说法，如果分开了说，都有片面之嫌。因为，在市场经济下，需求与供给是互动的。比如，只要存在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即使暂时缺乏相应的商品供给，也会很快通过市场调节来满足这种需求；当有一种新科技产品上市，只要确是人们需要的，也必然有它的需求。但当供求失衡，如供给大于需求或需求大于供给，不是市场本身原因，而是一种制度性问题，即属于“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参与解决。而政府发行国债，就是政府宏观政策中用来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一种重要手段。
一般而言，我国政府发行国债是用于投资，而且主要是用于生产性投资。同时，既然是政府投资，又是用于那些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或具有“外部效应”的提供“公共物品”领域的投资。其中的首选是基础设施投资，还有高新技术投资、风险投资、农业投资、教育投资和开发大西北投资等。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国债投资集中力量建成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没有办的事，既增加了有效供给，也基本解除了长期存在的基础设施的“瓶颈”，改善了供给结构，这也是国债的供给效应。
六、我国的国债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于1950年首次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54—1958年，又连续五年发行了“国家建设公债”。此后的1959—1978年，受“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财政平衡思想的影响，没有发行任何形式的国债。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国内国债）起，中国的国债实践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81—1993年是国债恢复发行、确立国债筹集建设资金功能和国债市场开始形成阶段。1994—1997年是国债政策宏观调控功能正式确立，国债市场进一步发展阶段。1998年以来国债政策成为政府扩大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
1.1981—1993年国债实践
1981—1993年是国债恢复发行、确立国债筹集建设资金功能和国债市场开始形成阶段。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标志着造福中国人民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这一期间的国债发行有以下几个特点：⑴国库券收入列入财政计划。⑵发行期长，券种单一，全部为中长期债券。⑶对个人和单位实行差别利率，且利率水平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⑷发行方式采取行政摊派，强调合理分配和自愿认购相结合的原则。⑸国库券不能流通，因而也没有国债二级市场。
20世纪80年代早期国库券发行的重大意义在于对国家信用的重新确立和利用。由于受到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这一时期国债工作指导思想强调国债增加财政收入的筹资功能，而力图将其与财政赤字区别开来。在国债发行的具体操作上，沿用了50年代国债发行的做法。
随着国债财政职能的确立，国债金融功能也随之凸现，其标志就是国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国债市场形成于1988年4月。最初发展的是国债二级市场的场外交易。1990年底，随着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继成立，国债也开始在交易所交易，有了国债的场内交易市场，国债交易发展迅速，1990年当年国债交易额就占到证券交易总额120亿元的80%以上。国债一级市场也初步建立。
2.1994—1997年国债实践
1994—1997年是国债政策宏观调控功能正式确立，国债市场进一步发展阶段。需要解释的是，1994年国债发行规模大增，从上一年的3位数猛增到4位数，增长了近2倍。突然增长的原因与弥补财政赤字方式的改革有关。在1994年以前，中国有“软赤字”和“硬赤字”的分法。软赤字是不包括债务收入在内的赤字，也即财政收入(剔除债务收入)减去财政支出后的赤字；硬赤字是包含债务收入在内的财政赤字，即将债务收入计入财政收入总数后减去财政支出的赤字。自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央财政不再向银行透支，而靠发行长短期国债解决”，并将这一规定写进了1995年3月1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由于对国债市场运行机制的认识不充分，监管不力，国债市场发展一些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包括1995年的“327”事件和回购债务链问题等违纪事件频频出现，致使当年5月国债期货交易被迫暂停。
3.1998年以来国债实践
1998年以来国债政策成为政府扩大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国债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要依托。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增长由资源约束型转变为需求约束型，长期困扰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从供给不足，转变为有效需求不足。开始于1997年夏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造成我国对外贸易萧条，需求锐减；国内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其他改革措施引起的预期支出增加使国内消费市场长期低迷，需求下降。为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从1998年第4季度开始实施以增加国债支出为主要措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为阻止经济下滑，尽快复苏经济，我国政府再次实行了以发行国债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