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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未竟事业

     
 

  

  ——中国市场改革停滞不前的代价

  【美】德里克·西瑟斯 著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译

  美刊《外交事务》2009年5/6月号刊登了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保守派智库。——译者注)研究亚洲经济的研究员德里克·西瑟斯(Derek Scissors)题为《邓小平的未竞事业——中国市场改革停滞不前的代价》的文章。作者指出,中国现任领导层上台后,市场自由化就退居次要地位。市场自由化政策已被更加新颖的国家干预措施——价格调控、取消私有化、压制竞争以及设立新的投资壁垒——所取代。作为美国保守派智库成员的作者从美国利益出发,针对中国政策中的这种变化,建议美国当局在这种情况下,不应采取与中国局部脱离的政策,而应该与中国采取密切接触的政策,但是在双边对话中,美国应该设立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推进中国经济进一步自由化的议题,特别是推动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这将从根本上限制中国政府调控中国经济所能调动的金融资源。文章内容如下。

  2008年,中国的市场改革已经历了三十年的历程,或许三年前中国的市场改革就已结束了。中国现任领导层上台后,市场自由化就退居次要地位。由于市场自由化政策的停滞,这类政策已被更加新颖的国家干预措施——价格调控、取消私有化、压制竞争以及设立新的投资壁垒——所取代。

  中国为什么会在市场改革卓有成效的情况下,退回到国家控制?原因在于政治策略随意性大。七年前,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当局采取调控手段时,像中国任何新的执政当局一样:他们致力于通过经济刺激措施来巩固权力。他们执政后不久,国有银行贷款以及国家的和地方的国营企业投资增长迅猛。由于得到非常宽松的国际金融环境的支持,从许多经济指标方面看,中国发展得不错。经济的顺利发展在政治界和经济界产生了一批支持者,他们不计代价,只沉醉于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今天看来明显是由政府主导的,靠国有企业的投资推动的,靠旨在保证政府控制经济的强有力的调节措施调控的——所有措施都与从前的改革措施大相径庭。

  中国共产党不再认为更加深入的真正市场化改革是其利益所在。定向刺激措施使中国共产党确信,有时真正的自由化还费心费力,自由化现在是不必要的。先进行定向刺激,接着经济增长的爆发就出现了。必须认识到,无论奥巴马政府的目标是什么,要很快让北京改变观点是困难的。在中国真正明晰的市场化改革应注意美国经济政策的长期目标。当下,奥巴马政府应该把它的经济外交集中在评估和回应中国政府主动推进的由政府领导的增长上。不应认为,北京总会很快再次进行市场改革。

  美国政府犯不起这个错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日益增大的压力,有些人呼吁实行局部脱离的政策。但是,美中双边的经贸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2007年美中GDP加在一起超过世界GDP的30%。2008年,美中双边贸易额达到4090亿美元,远超2060亿美元的美日贸易额——中国对美国出口约占中国GDP的7.7%。2008年末,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债权人,有7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进一步改善这一意义非凡的关系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更何况鉴于最近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情况。这场危机部分地是由美中经贸关系不平衡引起的。(2002年底开始,美国货币政策刺激了美国本已过高的需求,这一需求为本已过量的中国供给提供了更大的出路。北京直接进入美国宽松的货币流通市场,通过反复利用贸易赚得的美元购买美国债券,这一策略是从北京保持不放开资本账户以及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决定开始的。)同时,如果过快实施校正美中经贸关系不平衡的措施或者采取错误的方法,情况就会相当糟糕。华盛顿担心其在国内继续保持金融公共开支的能力,而中国,由于持有美国债券,对于华盛顿在国内保持金融公共开支的能力是重要的;北京对保持其出口、经济增长并最终实现充分就业表示担忧,而美国市场对此十分重要。这场金融危机仅凸显出美中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契机。

  问题在于与中国密切接触的最佳方式。自由贸易向商业和消费者提供各种机会和选择;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商业和消费者的机会和选择。1930年的斯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是令人难忘的记忆,这一记忆暗示,在目前的环境中,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告别开放贸易会十分危险。因此,奥巴马必须与中国密切接触——他必须在与中国密切接触的同时,根据北京在讨论诸如国有企业的政府补贴以及北京看起来中断市场化改革这类问题缺乏兴趣的情况,重新调整美中贸易政策。华盛顿应该鼓动中国政府集中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能源、环境以及双边投资都是双方谈判的好议题,但应该重建议题。以强调一系列有计划的意义深远的改革,例如,放开价格限制,削减政府在企业中的控制,按照商业原则保护美国企业,允许货币在中国境内外自由流动。比起G一2的临时呼吁创意,或者高端的非正式论坛和建议来,这将更难也更耗时。先要懂得中国经济的状况,进而才能对它有所期望。

  看得见的手

  在中国经济中,国家参与一点也不新鲜——国家参与甚至在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时期也是一个特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提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努力让中国国有企业加大投资。2002年到2008年间,在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下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经济没有衰退,中国政府还是持续提升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但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需要作出一些让步——例如更低的关税,这些让步到2005年基本得到实现,中国政府目前更加超前的地位已有效地迫使市场萎缩。在当前危机情况下,中国政府扩大其对经济的管控范围,而且这种办法中国政府已沿用多年了,似乎顺理成章。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一个多年的乐观派,在2008年9月写道:“今天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改革,在最起码的意义上,改革会改善中国的政治经济稳定。”但是,只有当人们承认“改革”具有非常不确定的定义、而且不顾改革已停止的明显证据时,这才是真实的。价格自由化,这一市场改革的核心已部分停止。最初是私有化被停止,然后是明显的倒退。加大企业法人竞争的主动性也被取消。中国政府正日益越出正常的界限,在相关对外开放领域限制引进外资,对出口课税。

  中央政府近来已抹杀了改革头20年间中国在价格自由化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由于政府很大程度上无限制的干预,劳动价格(工资)维持不变,但这与资产价格(利息率)的状况相去甚远,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强制的区间很窄的波动范围限制。政府干预经常扭曲基本的资产价格,如土地,其价格常常因为简单禁止或促进交易而被扭曲。国务院反复规定所有关键服务的价格:公用事业、医疗卫生、教育和交通运输。虽然过去三年来已逐步放开汇率,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调整每日估值,以此进行人民币与美元的交易。流通货币波动还完全受限:人民币对美元的日波动率不许超过0.5个百分点。中国的市场从来没有靠市场本身来真正决定许多普通商品的售价,而且过去几年来这一趋势已扩大到对商品的价格管制。政府对农产品分配的完全控制已经扭曲了大量的农产品价格;近来的这场通胀还促进了对零售食品的限价。能源部门一直受到牢固控制。当2008年上半年全球原油价格冲顶时,政府主导对煤和石油产品的最高限价,比如汽油,然后,一旦价格衰退就提价。2007年末,国务院发布的能源部门的最新计划保留了政府的绝对定价权。

  同样,虽然中国的某些国有资产在改革期间——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私有化了,但是,自由化却从来没有铺开,而且在改革的第三个十年,经济自由化淡出了。仅仅2006年间,个体经营户的数量就下降了15%,达到2600万户——比起13亿多的全国总人口来,这一数字微乎其微。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2007年头三个季度私营企业对国家税收收入的贡献不到10%,而且2008年上半年这一数字还更低。

  弄清楚哪些公司真的是私有的很重要,因为私有化常常与股权分置和少数股份出让搅和在一起。在中国,全部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常常以所有权分割入股的形式被削弱,其中有些转移到非国营参与者的手中,比如转移到外国公司或者别的私人投资者手中。在中国几乎2/3的国有企业和附属企业已开始这样的改革,从而使一些外国观察家重新把这些企业看成是“非国有的”,甚至看成是“私有的”。可这种分类是错的。股份出让本身丝毫不会改变国家控制:许多企业在国外证交所上市,还完全由国家控制。实际上,在大约1500家在国内证交所上市的企业中,3/4是国有企业。

  不管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如何,构成中国经济核心部门的全部国有企业依法归国家所有或由国家控制。这些部门包括电力的生产和销售;石油、煤、石化产品、天然气;电讯;军工;航空及船运;机械及自动化生产;信息技术;建筑;还有铁、钢以及有色金属的生产。此外,铁路、粮食分配、保险,即使没有正式公布,也由政府控制。另外,国有企业像政府一样,在国有企业内选拔其顶级管理层。通过中央任命,中国官员在国企和政府职位间来回任职全属正常。

  此外,国家通过金融系统,尤其是通过银行,实现对其余大部分经济的控制。到2008年底,贷款总额猛增到近5万亿美元,年贷款增长接近9%并且正在加速;换句话说,贷款可能是中国的主要经济推动力量。中国政府拥有所有的大型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每年给这些机构分配贷款指标,按照政府授权管理贷款活动。

  这种体制不能满足私营经济的借款人。私营借款人可能通过出让债券或股份来加大投资,但卖出债券和股份也受到政府的管制。政府发行债券的数量是公司发行债券数量的12倍;私营公司被排除在外。政府决定推进低迷的股市发展之后,2006年和2007年中国国内股市疯狂上扬。但政府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让数额巨大的国有股暂时停止交易。2008年间,随着国有股交易禁令到期,国有股又洪水般逼进股市,股价下降到最低点。2009年初股市主要受高流动性的驱使;2009年2月下旬上证综指比其在2007年10月的最高点下跌了66个百分点。

  改革逆转

  华盛顿忽视了改革的逆转,一个理由是中国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但是这种努力丝毫不具有市场改革的特征。其目的在于在许多行业内裁减参与者,扩大现有企业规模;通过双重措施,减少竞争。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战略:日本和韩国也创造出被称为国有巨人的大企业,这些巨型企业支撑着大的企业集团,它们认为其企业集团的规模足以使它们在全球市场上竞争。这一政策的言下之意是,国内外的私营企业与这些特权企业的竞争常常处于防御地位。至少十年来中国已热衷于国有大型企业的概念,而由于胡锦涛和温家宝威望上升,这种状况更是如此。

  此次重组的结果引人瞩目。引起广泛关注的电信业重组方案实施后,运营商由四家变为三家,重组后的石油和石化、天然气、煤炭、电力、电信以及烟草行业中,现仅有国企17家。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进行了合并重组;显然,原来两家公司在航空业中很大程度上是一家。合并潮席卷了各个行业。目前,国家在与石油相关的产业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现在的做法是,国家发改委提高对三家国有石油巨头——它们共同构成整个原油产业——征税(石油特别收益金。——译者注),同时在面临小型炼油企业竞争的炼油行业为各个国有石油巨头下属炼油企业提供国家财政补贴,而不是允许竞争,以降低原油暴利,淘汰低效的石油产品供应商。

  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FDI)设置了越来越多的壁垒,这对经济自由形成了制约。除少数几个月出现波动外,2006年新的外国直接投资交易开始萎缩,甚至在当前的经济危机爆发前,投资交易就已经不活跃。令人满意的官方数据与事实不符。据政府数据,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度增长超过13%。但是,欧盟公布其在中国的投资从2006年的79亿美元左右锐减至2007年的15亿美元左右。官方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由国内企业通过香港和海外资本中心汇回的资金推动。这类投资没有获得很好的投资回报。商务部估计,2008年头5个月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同比增长55%,但在投资有明显效果的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同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2008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投机,而不是为了开发新技术或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

  真实的外国直接投资短缺绝非偶然:北京当局刻意限制市场准入。2005年秋,其重商主义倾向急剧加剧,这在中共中央全会针对出售国有银行少数股份的讨论中得到体现。随后,2005年10月,凯雷集团——美国私募股权公司,对国有徐州工程机械集团的开创性收购案以失败告终。在2006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先前已获批准的几个出售案也遭到否决。其他行业被规划为“有战略意义的”,从而成为外国投资者的禁区。在2006年秋季中共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这种限制演变为全面禁止任何类型威胁“经济安全”的外国直接投资(威胁“经济安全”的概念从来没有明确过)。

  在2007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商务部颁布了关于外资收购国内企业的规定,这使得该部委有权禁止一切所谓损害中国经济安全或损害其国有资产的收购方案。第一个标准可以产生把外国买方挡在所有经济产业之外的效果,第二个标准可视许多报价不可接受而加以拒绝。在股票价格飙升时,中国监管机构会说,相比市值而言,外国投标人低估了国有企业的价值。但是,当股票价格偏低时,政府会以市场价格低估了国有企业的价值为由阻止交易进行。不能收购拥有著名商标的国内企业,而商标著名与否正是由商务部决定——并且决定通常是在买方报价后作出。用这种方式管理的部门的数量远远超过国家明确控制的部门的数量。

  新近颁布实施的两部市场改革法律,实质上将对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活动进行更多的限制。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在实施旨在提高工人权利的新劳动法,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有企业滥用权力的行为一律视而不见,而对外国公司相对较轻的违规行为则定期予以抨击。尽管新的反垄断法名义上有效,但它不会促进竞争。旨在保护“公众利益”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新的反垄断法禁止主导市场份额的企业以“不合理”的价格购买或出售商品和服务,但它既没有对市场作出明确的规定,也不提供任何确定何为不合理的方法。最为明显的是,新的反垄断法对由国家控制的行业以及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行业均作了专门的规定。该法律还规定,对外国投资者提出的收购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及反垄断调查。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审查制度,但由于中共对“国家安全”采用了极其广泛的定义,实际的情形就是非常广泛的审查。此外,令人忧虑的是,如果监管机构认为知识产权在产生垄断的行业中被滥用的话,它们可以中止或限制该知识产权的实施。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认为许多知识产权不公平,但现在中国已经有了合法的方式来回应这些不公。中国政府可以运用反垄断法回击那些寻求保护知识产权的外国公司或政府,如2007年中美知识产权WTO争端案及2008年法国达能公司诉国家商标局案。

  贸易面面观

  贸易方面的问题不是那么敏感。如果中国的出口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开放和竞争状态,中国的进口贸易也还会面临某些旨在保护国家特权或重要行业,如能源和农业的非关税壁垒。进一步讲,在整个经济关系中,美中贸易关系争议的焦点实质上是汇率问题。汇率争端的原因是明显的:中国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本应推动人民币升值,但因中国人民银行固定了货币价格,人民币并没有升值。如果中国金融改革大范围重启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好处——好处之一就是北京会放宽汇率管制。但是,仅仅开放汇率本身未必会使美国从中受益。

  在经历了2005年7月2.1个百分点的重新估值后,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攀升了16个百分点,几乎正好在三年后达到峰值。但在同期,人民币对欧元比价下跌了6个百分点。2008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比价保持稳定,而人民币对欧元比价大幅上扬,在10月份的短短几周内攀升了14个百分点。换言之,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的交易价格被低估的程度甚至可能远远高于美元价格被低估的程度。因此,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既定的两个目标——允许更宽大的日交易浮动区间和调整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挂钩交易——是否会导致人民币对美元的短期升值。

  一种显见的替代办法可能是,华盛顿要求实施一次更大幅度的一次性重估,提升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或单独对美元的估值。但这样做可能使谈判偏离主题——且收效甚微。2005年上半年间,当时人民币汇率还是完全固定的,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为900亿美元。但后来,2008年上半年间,当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价接近其峰值时,美中贸易赤字超过了1150亿美元。换言之,更昂贵的人民币并没有阻止贸易不平衡的加剧。虽然,因为推行自由度更大的汇率能够抑制贸易不平衡,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但是,奥巴马政府应当谨慎设定其当前的期望目标。

  一个解决美中贸易问题的更加可行的办法应该是,鼓励北京放开资本账户,这将使资金自由进出中国。(经常账户——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收支账户——和资本账户一起构成一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部分。)外界曾经认为,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艰难过程会在中国开始遵守加入世贸组织的规则时顺利启动;开放资本账户的批准将不迟于2007年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但这一进程并没有取得进展,或者说甚至出现了倒退。北京方面对允许设立跨国公司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更不用说中国公民对将其收入或存款自由汇出中国了。

  由于资本账户自由化将允许利润无限制汇出,所以,美国商界长期以来一直有此主张。但它也带来了一个不太明显的而又更加重要的好处:通过使财政政策与市场行为吻合,可以大大减少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干预。一个开放的资本账户将允许资本退出中国,这将限制目前中资银行抽取部分保证金的通行做法。这反过来将抑制国家指令性贷款的数量,此类贷款实质上阻止了私有化并破坏了竞争。尽管这种开放仍然要到将来才能实现,但现在是时候去推动它了。

  增长,增长,增长

  市场化改革在中国销声匿迹的部分原因是该国领导人为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而不惜一切代价。该项决策也有其优点: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在过去30年中瞩目的经济成就,特别是在2002年至2008年间的突出表现,中国就不会被视作全球主要经济体。尽管北京方面对出口疲软一直苦无良策,但2008年仍实现贸易顺差2950亿美元——当年8—11月创下连续月顺差纪录后,这一数字创造了新的年度记录。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02年6月至2008年6月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倍多,出口额增长4倍多。(与之相比,2008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的速度被认为是危险而缓慢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至2008年6月末,城镇登记在册居民中的失业率仅为4%——这一数字甚至低于政府制定的4.5%的目标。由于忽略了农村的以及城镇没有登记的就业人口,该数字可能低于真实的失业率,但它准确地反映了更广泛的就业情况的趋势。众多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被吸收到城市的劳动力中,据报道,有2000万农民工在2008年底失业,但仍有1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留在城市工作。城市工资大幅提高,据官方数据,2007年至2008年间上升了18%(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在此期间,实际工资增长是商品零售额增长的21%(同样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当然,6年的高速扩张也产生了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食品和能源的通胀。根据官方数据,食品通胀率在2008年4月达到最高值,上升了21%,而能源通胀率则在2008年8月达到惊人的程度,上涨了30%。而且,这些官方结论没有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因为对能源价格的控制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并且这种控制也扩大到了食品业。然而,即便在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创造就业机会超过预期目标、通货膨胀迅速攀升的情形下,财政和货币政策依旧激烈扩张。2007年,经济增长高峰期,货币政策变得日趋松散,而2008年,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时,政府则迫不及待地提供财政刺激。

  2007年,调整通胀的“实际”利率开始出现负增长——这是实施反常货币政策的最终信号——2008年一季度这一情况更加突出。尽管出现严重通胀,中国人民银行仍然设置了固定的存贷款基准年利率。2008年6月底,官方消费物价通胀率和生产价格指数均接近8%,而一年期存款的回报率仅为4%。2008年1月,银行间债券收益率为2.81%,经过实行6个月的货币紧缩政策后,2008年7月,银行间债券收益率达2.76%。金融危机前,经济增长率仍为两位数,且通货膨胀率攀升接近两位数时,北京试图进一步刺激经济。

  由于出现金融危机,消费膨胀开始减退,实际利率有所回归。但是当政府提供更多财政支持时,同样的情况又会出现。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上升了28%。由于年末固定资产投资明显下滑,全年增幅达到26%。北京已决定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汪同三在2008年8月说:“我们需要积极扩大内需,保持经济运行稳定”,“投资是扩大内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采取扩大内需措施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高于10%,如果扩大内需的方式不会增加城镇投资——目前已超过25%,那么,这将是一个站得住脚的说法。

  这些特征表明,中美在能源和环境问题方面的合作可能比普遍的看法要更困难。中国有意保护环境和转向清洁能源,但是,中国严重扭曲的金融体系和过快的投资增长使生产还继续处在消耗大量的能源和环境的水平上。而且,中国领导人为了创造就业机会又急于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拉回到两位数。2007年,中国开始在空气和水污染测定方面报道节能减排的谨慎增长。但这些已经被经济增长取代了,并且将继续被经济增长取代。譬如,北京在核能、天然气和风力发电方面投入了大笔资金,试图使国家的能源来源多样化,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并试图关闭小煤矿。然而,煤炭产量从2002年的5.25亿吨上升至2008年的12.6亿吨,增长惊人。2008年8月,国务院强调了提高煤炭年产量以支持更多的工业生产需求。

  寻求一致

  由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华盛顿限制,奥巴马政府能做的就是如何与中国政府建立紧密联系。值得庆幸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框架已经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由布什总统与胡锦涛主席于2006年9月共同倡导建立,旨在对日趋混乱不堪的双边高层机构设置形成补充。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包括中美商贸联委会,其成员有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及中国分管贸易的副总理;科技联委会,成员有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和中国科技部;全球问题论坛,成员包括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

  由于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众多议题上面临共同的和相互冲突的利益——贸易、投资、能源、环境、医疗和科研,出现这种体制性的混乱就很正常。单纯对传统经济问题的讨论需要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以及经济发展与改革对话的参与。这意味着,在美国方面,有商务部、国务院、财政部和贸易代表的参与;在中国方面,则由副总理率领,由来自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与。任何一个问题都涉及几个部门的意见:例如,资本账户自由化问题就涉及美国商务部、财政部和美国贸易代表,涉及中国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发改委。

  重要的是对各部门的目标进行协调,并且有一个级别更高的权威机构实施跨议题的谈判协商,如果对各议题分别处理,则会难以解决。这就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有的作用。即使奥巴马主张对中国采用更直接、更主动的方式,而不主张目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可能出现的杂乱的和低效的方法,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或类似等级的机制内建立一个诸如能源政策对话的平台还是有利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当得到保留,或者是创建一个同等的机构。

  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在该机构内不应再发挥主导作用,因其限制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内阁成员的接触,从而削弱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优势。美国内阁部长的中方对应职位是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这些职位在中共的权力等级结构中处于较低的职位。在美国的努力下,中方的一名副总理参与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理想的情形是,由国务院总理及下属相关部委牵头代表中国参加此类讨论。同样,美国副总统应被赋予代表美国进行谈判的实权。简言之,应当对一名来自美国财政部、商务部或国务院的实力派内阁成员授予相关经济政策或中国事务的附加头衔。这样将会推动中国政府授权一名副总理在分歧较大的情形下与美方达成妥协。希拉里·克林顿是担任国务卿的理想人选:中方认为她不仅担任着相关职务,而且还能发挥比普通内阁成员更大的作用。相比之下,美国现任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并不具备前任财长保尔森对北京的影响力,保尔森被认为是美中关系的信使。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谈应致力于获得中国领导人关于放开利率、汇率和能源价格的明确的长期承诺。这将有助于解决中国深层次的经济扭曲,而不仅仅是其中一些表现形式。奥巴马政府应当寻求更加务实和可行的改进,而不是要求一个不会接受建议的听众实行彻底的私有化。实施过程中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例如,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明晰其对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提供的支持,美国可提出要就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所造成的有害影响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奥巴马政府还应寻求获得北京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国企的正式承诺,即使北京坚持进行一定的限制,华盛顿也应将重心从要求北京放开汇率转换至说服其开放资本账户上来,华盛顿应要求北京方面提供开放资本账户的完整时间表。美国政府还应强调中国的新劳动法和反垄断法对外国公司的歧视性适用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后,才能在双边投资条约的签署方面取得进展。

  美国现行的一些目标与中国政府认为非常成功的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悖。合理预期是:目前——或者直到其信奉者发现中国模式的缺陷变得越来越明显时才能取得适度的进展。经济危机可能会提供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但条件是它能证明中国的复苏滞后或中国的复苏依赖于美国的复苏。在任何情况下,促使中国推行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始终是美国的最终目标,因此奥巴马政府应当继续推动中国经济更大程度的自由化。这在短期内将会非常困难,但它将会大大加快北京是否及何时重新开始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保护主义不是问题的答案。即使保护主义对中国的损害更大,它也会损害美国的大量利益,而且保护主义将意味着领导地位的放弃。美国政府必须通过显示其在国内、在全球市场和在中国的竞争环境中蓬勃发展的信心来展示其持续的领导能力。

  (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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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9-26 10:06 字体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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